陈诚看完苏杭发给他的电报后立刻对部队进行了新的部署：“两翼的部队依托两侧地形阻击日军，没有我的命令，部队，违令者军法从事！步都不准退。正面的部队逐次后撤，把日军逐步往后放。”
陈诚按照苏杭的命令执行之后，日军的部队在突破第一道防线后继续向前推进，但在推进过程中，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。
两翼的国军阵地仍然在坚守，日军虽然在正面打开了几个突破口，但突破口的宽度有限，且国军很快又组织兵力堵住了缺口。
日军的部队被限制在这个狭窄的突破口内，无法向两翼展开，只能在正面方向上继续推进。而在他们推进的同时，两翼的国军从侧面持续施加压力，步兵和坦克之间的配合开始出现脱节。
坦克推进的速度比步兵快，步兵跟不上坦克的节奏，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，掩护的火力越来越薄弱。苏杭在全战地图系统上看到了日军的攻势虽然猛烈，但推进速度在逐渐放缓，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距离正在拉大。
他判断这是反攻日军的的好机会，立刻给陈诚发去了命令：“让反坦克小组从两翼接近日军坦克，切断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。正面部队在日军推进到预定位置后从正面压上，把日军夹在中间。”陈诚接到命令后立刻开始部署。
十八军的反坦克小组从两翼接近日军装甲部队，利用丘陵地形的遮蔽接近坦克的侧后方，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攻击坦克的履带和发动机舱。
失去了步兵掩护的坦克战斗力十分有限，面对国军的迫袭手段逐渐开始出现损失，它们一辆接一辆瘫痪在原地，无法继续推进。正面部队在日军推进到预定位置后从正面压上，与两翼的部队形成一个三面夹击的态势。
日军的反击部队在三个方向同时承受压力，原本狭窄的突破口变得更窄了，部队挤在一起无法展开。战斗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，日军的反击被瓦解，残余部队被迫退回原阵地。战车部队最后剩下的三十余辆坦克在这场反击中损失了二十多辆，步兵的伤亡也相当惨重，尤其是第39师团的两个联队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。
六月四日傍晚，冯·施特拉斯上校回到了指挥所。他满脸疲惫，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支那军的指挥体系在信息感知上有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优势。我的战术构想可以在战场上实施，但对方似乎总能提前预判。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”
他的语气平静，但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黯淡。园部和一郎脸色阴沉没有回答。他走到地图前面看了一会儿那些被蓝色箭头包围的红色标记，然后询问道：“上校，你对下一步有什么建议？”冯·施特拉斯上校沉默了几秒：“建议撤退。把还能保住的部队撤出去，不要再打消耗战了。再打下去，剩下的部队也会被吃光。”
"我打了四年仗，从波兰到法国，没见过这样的对手。"
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对于一名骄傲的德国军官来说，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情。
回想三个月前，他和德国教官团抵达扶桑陆军第13师团驻地的时候，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当时他站在沙盘前面，看着日军绘制的华中战场态势图，对身边的格罗斯中校说了一句："他们的地图标注方法落后于欧洲至少十年。"
语气里虽然算不上多大的嘲讽，但也谈不上尊重。
对他来说，来亚洲只是一次技术输出任务，把德军装甲部队的突击战术和步坦协同方法教给日军，然后看着他们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军队，任务就算完成了。
至于日军的对手，那个传说中的东亚战场的战神苏杭，他在出发前听古德里安提过一次。
古德里安说得很简短："那是我在柏林教过的学生，没想到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我的骄傲，成长为了一名真正的帅才。"
冯·施特拉斯当时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太过在意。在他看来，一个落后国家的军官，即使师从古德里安，尽而受限于装备水平和部队素质，也不可能在实战中有什么惊人的表现。
在冯·施特拉斯看来，苏杭所谓的“名将”的光环都是从日军这支垃圾部队的身上刷出来的。不是苏杭太强，只是日军太拉了而已。
要是苏杭遇到德军部队，别说是兵力相同的情况下了，就算是苏杭有十倍兵力优势，他都不将对方放在眼里。
所以，原本的冯·施特拉斯对于指挥德械日军战胜这个苏杭，是充满信心的。
这种轻视在初到前线的那几天得到了某种程度的"印证"。五月中旬，冯·施特拉斯随第13师团指挥部观摩了日军对襄花公路沿线国军阵地的几次进攻。
日军的步炮协同动作僵硬，坦克与步兵之间的距离常常拉大到两三百米，炮兵的火力准备和步兵的冲击节奏对不上。他坐在观察所里看完了一次进攻之后，对格罗斯中校说："扶桑人的战术素养比波兰军队还差。苏杭能赢他们，不奇怪。"
格罗斯中校点头附和了一句："等我们的战术体系扎下去，情况会不一样。"
冯·施特拉斯也这么觉得。他甚至在某次与园部和一郎的会谈中说过："龙国军队的装备水平和指挥体系大致相当于欧洲一战时期的标准，只要日军严格执行德军的突击战术，突破宜昌防线不会有太大问题。"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松，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结论。
但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战斗，却是让这位久经战阵的德国指挥官彻底傻眼了。第一次让冯·施特拉斯感到不对的地方，是五月二十九日第39师团在宜昌以北发动的一次侧翼迂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