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新冲鲁寿山摇了摇头：“我不是旗人。”
赵新记得很清楚，十年前父亲曾带自己去了本家的一个亲戚家拜访。论辈分，自己的父亲要管那个老太太叫七奶奶。
谈话间，这位七祖奶奶就说起，咱们赵家这一支，是清初的时候从江苏迁来的，但是具体是哪儿，老太太也说不好，好像是盐城。
“我们这些人，都不是你那个大清的臣民。你看了我们的穿着打扮，还不明白吗？”吴思宇开口对鲁寿山解释道。
“是啊，我们这里没人留辫子。都说是海外遗民了。”刘胜在一旁帮腔道。
鲁寿山听了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和徐家兄弟一样，他的脸颊两侧也是有刺字的，左脸上刺的是“忤逆”，右脸上刺的“宁古塔”。
而这，也是他们一行四人不敢去有人烟的村庄躲藏的原因；任谁一看，都知道他们是逃跑的流人，抓住送官是可以领赏钱的。
鲁寿山哀求道：“老爷，让我看一眼少爷，我不会吵醒他们。”
不过，赵新没有说什么，竟自走到车旁，轻轻的拧开车门，冲身后的鲁寿山招了招手。
鲁寿山蹑手蹑脚的走到跟前，探头往门里看去，吓了他一大跳。
他之前在徐家时，也没见过这等富贵摆设。
赵新在他身后推了一把，让鲁寿山上了车，自己则跟上来，关好门。拍了拍鲁寿山的肩膀，随即指向两个孩子所在的床上。
鲁寿山上了车后被身边的陈设晃的眼花缭乱，直吸凉气。他根本不敢乱动，顺着赵新的手指方向，看到兄弟两个正躺在被子里睡着，而被子随着呼吸起起伏伏。
“大人，我那兄弟呢？”鲁寿山慢慢转身，冲赵新一拱手问道。
赵新又转身指向另一张床。鲁寿山一看，可不是潘秀成么，脸冲外侧，也正在酣睡。
他这才放下心来。见赵新冲他挥手，便尾随着赵新出了车。
等赵新关上车门，又回到刚才站着的地方。鲁寿山迅速的几步上前，跪下就给赵新不住的磕头。
“你要再这样动不动就跪，我就不管你们了。”赵新面带严肃的对鲁寿山说道。
鲁寿山还是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响头，这才站了起来，对赵新说道：“这三个头，我是替徐家人感谢老爷。若无老爷出手相救，这徐家就要绝后了。”
“徐家？”赵新想了想，没什么印象啊。“能说说你们几个到底怎么回事吗?”
“老爷，能不能找个僻静之处，这里人多眼杂。”鲁寿山看了看四周正在营地里忙碌的流民。
“行。吴哥，你们也一起来。”赵新说完，转头冲一旁侍立的利吉说道：“找个没人的帐篷，叫两个人过来盯着点，别让人听。”
其实这话就是说给鲁寿山听的，营地里除了赵新他们七个，谁听的懂啊。
这时谁也没注意到的是，刘胜转身离开了。
利吉忙不迭的去了，过一会就小跑了回来，说帐篷已经准备好了。
于是赵新让利吉前面带路，自己、鲁寿山、王远方，来到了营地最外侧的一个帐篷里。刚坐下没一会，刘胜和丁国峰、赵亮、邓飞也来了，原来他是去叫人了。请求出错，状态码:500内容:<html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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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!--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-->几人一番商议后，徐食田决定将已经刻印发行的书以及书版上缴县衙，其他未刻印书籍后来也陆续上缴。
而另一边的蔡嘉树回去之后，就在自家管家童志璘（早年想入泰州学，没被徐述夔答应，因此怀恨多年）的怂恿下，两人查找到了徐述夔的著作中的“违逆之词”，于是向县衙递了状子举报，状纸上就提到了自己与徐家的田地纠纷。
时任东台知县的涂跃龙审问此案时，也注意到了书籍中有“毁我衣冠真恨事，捣除巢穴在明朝”之类的诗句。但因他不想直接与徐家这样的大乡绅发生冲突，所以就将书稿、刻板以及书籍送到了江宁书局等候处理。
涂县令在判决中，首先嘉许了蔡嘉树的行为。但说徐家在蔡家来首告之前，就已将所刻书版书籍自行缴到县衙了，因此按律免于追究；至于徐述夔所有著述，他将派人解送江宁书局审查待处；至于蔡徐二家之间的田产纠纷，命徐家划拨墓田十亩，由蔡家按时价赎回。
县里宣判后，蔡嘉树不服。到了乾隆四十三年，他继续上告到了江宁藩司。
时任江宁布政使陶易，根本没心思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就让自己的一个得力幕僚陆琰代为处理。
陆琰经过一番了解，就发牌文让扬州知府谢启昆来审理东台县一案。他认为首告蔡嘉树是“刁民挟嫌倾陷”。（陆琰在发往扬州府的牌文里，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：“讲论经传文章，发为歌吟篇什，若止字句失检，涉于疑似，并无悖逆实迹者，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，著有明条。倘若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，思图倾陷，亦应严执拟议。”）
布政使陶易看过牌文后，没做修改，当时只是笑着说陆琰嫉恶如仇，跃然纸上。陶易这时根本没想到，就是自己的一个漫不经心，最后导致泼天大祸。
扬州知府谢启昆在接到藩司下达的牌文后，随即发文命令东台县拘押此案的首告和被告，解送扬州。
谢启坤经过开堂审问，后又仔细翻看了《一柱楼诗集》。最后认定，诗集里的确有违碍悖逆的用语，蔡家告徐家刻印反诗，没告错。
二次升堂询问后，谢启坤便将加注标签的诗集、东台县的案卷、所有书本书版，押送去了布政使衙门。
谁知道藩司那边的答复还没有到，蔡嘉树的儿子和管家童志璘就带着状纸，告到了正在扬州停留的江苏学政刘墉那里。
没错，就是那个刘墉。
刘墉的幕僚在接到状纸和作为证据的诗集后，发现事大，立刻禀报。
而这位刘大人首先就注意到书中的序文是由苏州大儒沈德潜所作，其中尽是溢美之词；最关键的，则是注意到诗集里有“明朝期振翮，一举去清都”、“大明天子重相见，且把壶儿搁半边”这样的话。他立刻就明白，这是不亚于去年发生的“字贯案”之后的又一桩大逆案。
（乾隆四十二年，江西新昌（今宜丰）人王锡侯因编写《字贯》被人举报，乾隆以“罪不容诛，即应照大逆律问拟”。王锡侯斩立决，子孙七人都被判斩，相关亲属“充发黑龙江，与披甲人为奴”，涉事官员全部问罪。）
兹事体大，“勇于任事”的刘大人随即向乾隆上了奏折，并下令立即缉拿收押此案一关人等。
（刘墉在给乾隆的奏折上写有“如有悖逆，即当严办；如无逆迹，亦当核销，以免惑坏人心风俗。现移督抚办理。”）
乾隆接到刘墉的奏报后怒不可遏，于是下旨严查办理。
于是，此案就因为刘墉而无限升级，株连极广。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台徐家，然后是徐首发和沈成濯两家、苏州沈家、江宁布政使陶易一家、陶易的幕僚陆琰一家，以及所有经办此案的官员。
只要和《一柱楼诗集》沾上，全不放过。
以上所有人等，均被抄家搜查，然后再定处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