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5年6月，的里雅斯特
新飞机试飞的那天，天气好得不像真的。天空蓝得像洗过，海面平得像镜子，风几乎停了，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东南风，从阿尔巴尼亚的方向吹来，带着山上的松脂味。保罗站在飞机旁边，穿着他的皮夹克，戴着风镜，看起来不像一个三十二岁的人，倒像二十出头。他的眼睛还是亮的，还是喜欢盯着天空看。
“科恩先生，风对了。”
雅各布站在他旁边，手里端着咖啡。“三级东南风。刚好。”
“那我飞了。”
“飞吧。”
保罗坐进座位，系好安全带。这次飞机上有五个座位——前排两个，后排三个。他一个人坐前排，后排空着。莱奥站在飞机后面，双手抵住机身。施密特站在莱奥旁边，也抵住机身。几个士兵站在后面，一起推。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莱奥问。
“好了。”
所有人同时用力。飞机滑了出去。轮子在草地上飞溅起一片碎草，机头抬了起来，离开了地面。保罗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盯着前方。飞机爬升得很慢，但很稳。二十八米的翼展，铝合金的骨架，九层蒙布——这架飞机比以往任何一架都重，但发动机也更有力。他飞到五百米的高度，调转方向，沿着海岸线往南飞。
伊洛娜站在围墙上，手里拿着望远镜。她看着那架飞机越变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黑点，消失在天边。她放下望远镜，深吸一口气。
“他飞了。”她说。
雅各布站在她旁边。“飞了。飞美国之前，先试飞。看看能飞多远。”
“你觉得他能飞到美国吗？”
“能。只要他不放弃。”
伊洛娜看着海面。海很蓝，蓝得有点假，像一幅画。
“雅各布，”她说，“你说，美国那边的人，会喜欢他的飞机吗？”
“会。美国人喜欢新东西。”
“那帝国的人呢？”
“帝国的人，喜欢旧东西。”
伊洛娜笑了。“对。帝国的人，喜欢旧东西。”
保罗飞了三个小时，降落在威尼斯附近的一片空地上。不是计划好的——发动机出了点问题，一个气缸不工作了。他检查了一下，发现是火花塞积碳了。他拆下来擦了擦，装回去，再启动，好了。他坐在草地上，吃了几块巧克力，喝了几口水，然后起飞，往回飞。
回到炮台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他降落在空地上，从飞机上跳下来，走到雅各布面前。
“飞了六百公里。发动机出了问题，但修好了。”
“能修好就行。”
“下次要飞八百公里。飞罗马。”
“罗马？远吗？”
“不远。从的里雅斯特到罗马，大约五百公里。飞两个多小时。”
雅各布点了点头。“那你飞。我等你。”
六月中旬，伊洛娜收到了一封来自萨拉热窝的信。信是一个波斯尼亚的读者写来的，说她写的《帝国的边缘》在波斯尼亚很受欢迎，很多年轻人都在传阅。她说，波斯尼亚的人也想有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歌、自己的历史。她说，帝国不给他们，他们就自己争。伊洛娜把信给莱奥看了。莱奥读完，把信纸折好，还给她。
“波斯尼亚。那里的人，很倔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在军队里见过。波斯尼亚的兵，打仗不要命。”
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。“莱奥，你说，那里会出事吗？”
“会。迟早的事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明年，也许后年。但一定会。”
伊洛娜看着窗外。海面上有一艘军舰，灰色的，在慢慢移动。
“莱奥，”她说，“你怕吗？”
“不怕。怕也没用。”
雅各布的咖啡馆来了一个新客人。不是从英国来的水手，不是从意大利来的商人——是从塞尔维亚来的一个年轻人，叫尼古拉，二十多岁，瘦高个，戴着一副圆框眼镜，说话很快。他喝了一杯咖啡，说好喝，又问雅各布是不是犹太人。雅各布说是。他说，犹太人在帝国里不好过吧？雅各布说，不好过也得过。他说，塞尔维亚人也不好过。雅各布说，谁好过？皇帝好过。他笑了。
“你从塞尔维亚来，干什么？”雅各布问。
“读书。在维也纳大学。放假了，来海边走走。”
“你学什么？”
“哲学。读马萨里克的书。”
雅各布愣了一下。“你认识马萨里克？”
“不认识。但读过他的书。《捷克问题》。他说，民族要有自己的国家。”
雅各布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你觉得他说得对？”
“对。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。”
“那帝国怎么办？”
“帝国？帝国该散了。”
雅各布没有回答。他倒了一杯咖啡，递给尼古拉。“这杯我请。”
尼古拉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口。“好喝。比维也纳的好喝。”
“那当然。我煮了一辈子。”
保罗的飞机飞到了罗马。他在罗马郊外的一片空地上降落，几个农民围过来，看着那架木头和帆布做的机器，以为是天使。他用意大利语跟他们说，不是天使，是人。他们不信。他笑了笑，坐进座位，起飞，飞回的了里雅斯特。
“科恩先生，我到了罗马。”他走进咖啡馆，端起一杯咖啡，一饮而尽。
“看到什么了？”
“看到教堂。很大的教堂。比炮台大。”
“那是圣彼得大教堂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。”“比您的咖啡馆大。”
雅各布笑了。“当然。我的咖啡馆只有这么大。”
保罗放下杯子，看着海。“科恩先生，明年我飞美国。您跟我去。”
“我老了。飞不动。”
“您坐我旁边。不用动。”
“那伊洛娜呢？她也要坐。”
“她坐后排。施密特坐后排。莱奥叔叔坐前排。”
“前排只有两个座位。你一个，莱奥一个。我坐哪？”
“您坐我腿上。”
雅各布看着他，笑了。“你疯了。”
“没疯。您瘦。坐得下。”
雅各布摇了摇头。“你这个人，跟你莱奥叔叔一样倔。”
保罗笑了。“他教的。”
1905年的夏天，帝国的局势越来越紧张。塞尔维亚人在闹，克罗地亚人在闹，捷克人在闹，意大利人在闹。皇帝老了，大臣们吵来吵去，拿不出一个主意。有人说，要打仗了。有人说，不会打。有人说，打了也好，打完就清净了。保罗不听这些，他只听风。风对了，就飞。风不对，就等。
“保罗，你什么时候飞美国？”施密特走进机库，手里拿着一瓶rakija。
“明年。等飞机做好。”
“做好了，我跟你去。”
“你减肥了？”
“减了。瘦了五公斤。”
“五公斤不够。你还有九十公斤。”
“再减。减到八十。”
保罗笑了。“那你减。我等你。”
施密特喝了一口rakija，递给他。保罗接过去，也喝了一口。很烈，从喉咙烧到胃里。
“施密特叔叔，”他说，“你说，美国那边的人，会说德语吗？”
“不会。说英语。”
“英语难学吗？”
“难。但你不用学。飞机不用说话。”
保罗笑了。“对。飞机不用说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