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菊与刀》问世的同时，好巧不巧，南方那边出了本《日本论》，两书问世的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。
戴季陶的《日本论》，一向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，日本学者认为它比《菊与刀》写得更深刻。
毕竟，真正了解日本的，还得是中国人。
不过《菊与刀》被周赫煊大修改后，内容已经面目全非，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，连内容框架都不一样了。
上海。
国富门路有一栋小洋楼，是蒋百里最近买下的。他把北平的旧居卖了7500大洋，又向兴业银行办抵押贷款，终于凑够钱在上海买了自己的房子。
北伐刚刚开始时，常凯申、孙传芳和吴佩孚同时发出邀请，希望蒋百里能去做他们的参谋长。
蒋百里最开始答应了吴佩孚，但他不是去做官的，而是想奉劝吴佩孚跟广州革命军合作。吴佩孚当然不会听从建议，于是蒋百里便辞职走人了。
由于传统的节义思想作祟，蒋百里短期内不想事二主，随即拒绝常凯申和孙传芳的邀请。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孙传芳那边，不是做五省联军参谋长，而是担任类似于地方警备司令的职务。
蒋百里这些年都不愿掺和军事和政事，颇有些弃武从文的意思。他撰写的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，到了21世纪，仍旧是中国美术专业学生的重要选读书籍。未来中国历史课本中，有关文艺复兴意义的那块，基本上沿用继承了蒋百里的观点。
不仅如此，蒋百里还参与创建了文学研究会，加入了新月社，于徐志摩交情颇深。
两年后蒋百里入狱，徐志摩激动之下，直接扛着铺盖卷陪蒋百里坐牢——真在监狱打地铺睡了一晚上。
自从孙传芳兵败失势后，蒋百里便处于赋闲状态，每天的主要功课便是读书看报。
最近，蒋百里发现两本有意思书，一本叫《菊与刀》，一本叫《日本论》。
蒋百里先是看完了《日本论》，因为这本书字数更少。请求出错，状态码:500内容:<html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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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!-- a padding to disable MSIE and Chrome friendly error page -->真正挑起战争的，是那些没有脑子的军人。
什么，首相不愿打仗？
既然如此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未来，首相大人，请你去死吧！
这就是日本的下克上传统。
蒋百里对日本人了解极深，在历史上，当中日爆发战争后，蒋百里对中国抗战极为乐观。他写的《日本人》一书当中，开篇居然在可怜日本人，认为日本自寻死路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多方面预言日本必败。
蒋百里左右端详着手上的两本书，再次重新阅读后，他忍不住提笔写评论文章：“近日发生的济南事件、皇姑屯事件，再度于中国掀起仇日浪潮。我们仇视一个国家，首先要对它有所了解，仇视不是目的，如何应对才是根本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戴先生的《日本论》，以及周先生的《菊与刀》，就是当今中国对日研究的最权威著作，对日学术钻研无出其右者，可称‘南戴北周’……”
正如蒋百里所言，济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的接连爆发，导致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高涨。
《菊与刀》和《日本论》出版后，立即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追捧，销量更是刷刷的往上飙。各大报纸、杂志的评论荐书栏目，也都大力推荐这两本书。
周赫煊莫名其妙的，就跟戴季陶并称为“南戴北周”，被誉为日本问题研究专家。
日本对中国是极为关注的，像《朝日新闻》这种大型报纸，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新闻。《菊与刀》和《日本论》两书，迅速流传到日本，而且还是中文原版，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可和赞誉。
没错，就是赞誉。
至于周赫煊在《菊与刀》中对未来战争的预测，则直接被日本学者忽略了。